文︱孙玉良
香港四大才子之一的蔡澜先生去世了，许多人都在悼念他。蔡澜以美食家、作家的身份闻名于世，其谈笑风生、潇洒不羁的形象深入人心。然而悼念他的文章中也有杂音，项立刚就爆料这位看似逍遥的文化名人，早年是靠拍三级片赚第一桶金的，不干净。在我的朋友圈中，有两位好友一直在提醒我。一是北京两高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李向安律师，他一再告诫我要挣干净的钱；一是北京的王妤泽大姐，她一再告诫我要“正心正念正行”，就像观音菩萨那样谆谆教诲。
人应该活出一个什么样的人生呢？许多人的人生其实是蔡澜式的，为了第一桶金不择手段，先把钱赚了再说。我们看许多企业家，如果追根溯源，他们的第一桶金很少有干净的，或偷税漏税，或偷工减料，或掺杂使假，或出卖尊严，或吃软饭，或巴结人，或为了垄断市场拉帮结派加入涉黑组织，甚至为了金钱利益铤而走险，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在所不惜。有人说“企业家多是有原罪的”，一点也不假。从改革开放初期的“投机倒把罪”、“抽逃注册资金罪”，到现在的“非法集资罪”、“集资诈骗罪”等等，屡见不鲜。蔡澜也不讳言他不光彩的经历，甚至坦言：\"年轻时觉得没什么，现在想来确实不太光彩”。
但显然人大多是有羞耻心的，所以我们观察到，许多人挣了不干净的第一桶金后，拼命洗白，淡化或掩藏这一段不光彩的经历。有的成了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，有的做慈善成为“公益大使”，有的出国后摇身一变成为“爱国华侨”，等等。“洗钱”甚至成为一种行当，想方设法要让挣来的不光彩的钱变的光明正大。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，人类历史成王败寇，每个人的人生经历也同样如此。我们看许多“白手起家”的励志故事背后，实际上并非白手起家，而是另有隐情。这此自相矛盾的故事背后，隐藏着许多人对生存与理想的挣扎。有一句话是怎么说的？某个人之所以穷，是因为他挣的钱太干净了。
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，人要想在商业社会中立足，常常不得不向市场低头。金庸办《明报》初期，也不得不刊载些软性色情内容以维持销量；倪匡更是直言不讳地承认自己写小说就是为了赚钱。这种\"先污染后治理\"被称为一种有中国特色的生存智慧，构成了人类集体无意识中的灰色地带。蔡澜后来转型为美食家、作家，某种程度上其实是一种自我救赎。他用余生对美食的纯粹追求，来洗涤早年的商业原罪。这种文化人格的分裂与整合，不只发生在蔡澜身上，许多人身上都有类似的影子。
李向安律师是我认识多年的好友，他对\"干净钱\"有着近乎偏执的坚持。他曾说：\"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。钱没有气味，但来路有”，这句话让我想起巴尔扎克笔下那些在巴黎名利场中挣扎的年轻人，他们最初都怀揣理想，最终却被金钱异化。对金钱的力量，我们常常有一种复杂的心理，既向往又心存恐惧。李律师的坚持提醒我，当第一桶金沾染了道德污点，后续的财富积累就会像滚雪球一样，将最初的污点无限放大。干净钱不仅是对外的道德要求，更是对内的心理保护——它让我们在夜深人静时，能够坦然面对镜中的自己。
王妤泽姐姐的\"正心正念正行\"则指向更高层次的生命境界。她常说：\"心不正，念必邪；念不正，行必偏。\"这让我想起王阳明的心学智慧——\"心外无物，心外无事\"。在商业社会中，我们常常将成功简化为数字游戏，却忽略了心灵秩序的构建。当蔡澜晚年回顾自己的三级片经历时，那种隐约的愧疚感，或许正是心灵秩序被打破后的不适。妤姐的告诫不是简单的道德说教，而是提醒我们：每一个商业决策，都是对自我人格的塑造；每一分钱的来路，都在书写我们灵魂的模样。
在这个笑贫不笑娼的时代，\"挣干净钱\"与\"正心正念正行\"似乎成了不合时宜的老生常谈。当同龄人晒豪宅、晒名车时，坚守道德底线的我们显得如此笨拙而落伍。但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——明代商人沈万三富可敌国却最终家破人亡，而胡雪岩虽红顶商人却因贪腐身败名裂。这些前车之鉴告诉我们：不干净的钱财如同沙滩上的城堡，潮水一来便荡然无存；而建立在正念基础上的事业，才能历经风雨而屹立不倒。
蔡澜的幸运在于，他有足够长的时间和足够高的才华来完成自我救赎。但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机会。当我们站在金钱与道德的十字路口时，李律师和妤姐的告诫如同两盏明灯：一盏照亮脚下的路，确保每一步都踏在干净的土地上；一盏照亮远方的山，提醒我们不忘初心，方得始终。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，或许我们都需要学会与金钱保持一种洁净的关系——既不做金钱的奴隶，也不做道德的伪君子。挣钱的过程，应该成为人格完善的过程；财富的积累，应该伴随心灵的成长。如此，当我们年老回顾一生时，才能坦然地对自己说一句：这辈子，我吃得开心，活得不亏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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